“另一个地方”:说说剑桥大学

所属专题:英国留学  来源:    要点:英国剑桥大学  
编辑点评: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大学就像是一对双生子,提起一所必然会提起另一所,以至于牛津和剑桥的学子都将对方的大学称作“另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来了解一下双生子之一的剑桥大学吧。

牛津和剑桥的学人都将对方的大学称作“那另一个地方”,让人印象深刻。

宗教渊源

剑桥和其他古老的欧洲大学一样,自然而然地产生、发展于中世纪后期的基督教土壤,教会和教堂曾长期主宰大学的精神生活。

剑桥办学始于13世纪初,稍晚于牛津。剑桥属伊利(剑桥北面一小市镇名)主教区管辖,因而剑桥第一个学院彼得书舍在1284年由伊利主教创办。1318年,教皇约翰第二十二世下诏将剑桥提升到“总学”的地位,剑桥大学由此而“受洗”成立。

到了16世纪末,剑桥已有十几所学院。无所不在的宗教气氛可以从学院的名字看出。英国的王室贵族好出资办学,亨利六世于1441年创办国王学院,目的是“破除异端邪说,增加教牧人员数目,提供主持宗教事务者,他们的生活和信仰将为国王的臣民树立榜样”。既然培养学生就是培养教士,神学当然是最重要的科目。数学家巴娄为了投入神学研究,在39岁的时候让才二十几岁的学生牛顿来继任卢卡斯数学讲座教授(现任该讲座教授的是斯蒂芬·霍金),牛顿晚年也是一心阅读神学著作。达尔文本想做牧师才去剑桥读神学,想不到一次次陪植物学教授亨斯罗散步聊天,毕业后经亨斯罗介绍随“比格尔”号船出海考察,踏上了发现进化论之路。19世纪中叶前,剑桥和牛津的学位只授予宣誓信奉英国国教39条信纲的毕业生,学院的院士更不能对国教存有任何怀疑。由于僧侣传统的影响,剑桥各学院院士一直到1882年才被允许结婚。

20世纪是世俗化的世纪。剑桥较年轻的学院不再以宗教为学院生活的灵魂,如丘吉尔学院的教堂地处学院边缘,达尔文学院甚至没有教堂。尽管如此,剑桥学生仍时时意识到宗教的存在。一个学年分三个学期,分别称作米迦勒学期、四旬斋学期和复活节学期,这些名字都有浓浓的宗教气息;在一些正规场合(如晚宴)需套上黑色罩袍,而学院院长会念上一段或一句拉丁文祷词;位于剑桥市中央的属于大学的玛丽教堂常有精选的布道和演讲;不少学院有自己的唱诗班或合唱团,它们经常演出弥撒、安魂曲等宗教声乐作品。100多年前的一个星期天上午,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来到国王学院教室,身穿白袍、系着红领带的唱诗班正在为下午要唱的晚祷做准备,纯洁的童声缓缓升腾而上,直抵美轮美奂的扇形拱顶,扩散收束,止于崇高的寂静。詹姆斯说:“这绝对是天使的合唱。”

浓厚的宗教背景是不是滋养了学术传统?在求知求真的路上也许需要的是修士般的虔诚和献身精神。

学生生活

剑桥和牛津都实行学院制。学院属于大学,但独立自治,由院长和院士共同管理。学生必须先为一个学院所接纳才能成为剑桥大学学生。各系科、实验室归大学领导,系科的师生则分属不同的学院。本科生食宿都在学院,可以说以院为家。剑桥、牛津的导师制也是很多人羡慕的。林语堂曾说,学生与导师见面时,导师坐在沙发里拿着烟斗喷烟,喷得学生的天才冒火。这类谈天说地似的辅导,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最终看一个学生是不是有出息,取决于兴趣、创见和想象力的发挥,而不是被动接受的所谓“知识”。

在19世纪一系列改革前,剑桥的教学有时看来十分杂乱。诗人华兹华斯初到剑桥时眼前的一切使他目眩,“神仙的魔杖”突然改变了他的生活。不久他发现学生中有人手不释卷,但也有“三心二意的闲人、拒不读书的莽汉以及十足的白痴”(丁宏为译《序曲》)。

拜伦大概是“三心二意的闲人”了,不过他又是忙碌的闲人,忙着“谈情说爱,树敌,写诗”。他在剑桥还是一位运动健将。英国学校自19世纪以来就有提倡体育活动的美名,现代奥运创始人顾拜旦对此极为羡慕(剑桥学生得过奥运金牌)。现在,剑桥学生参加各色课外体育俱乐部,十分踊跃。穿上浅蓝的运动服,代表剑桥参加与牛津的对抗赛,这在学生心目中是极其光荣的。

拜伦在参加了一次剑桥的晚会(拜伦说参加者“有职业赛马师、赌棍、拳手、作家、诗人和教士”)后开心地诅咒道:“真是个活见鬼的地方,邪恶的混乱与酗酒。”类似的晚会现在还有,那就是每年大考后的“5月舞会”。说是“5月”,其实往往在6月进行。“5月舞会”内容丰富,门票昂贵,对服装要求很高。参加者一般都非要闹个通宵不可,酒喝多了,放荡纵欲的事就在所难免。第二天早上,学院各处一片狼藉。每年1月,四旬斋学期开始后,还有个“狂欢周”,各学院组织的化装游行争奇斗艳。这“狂欢”纯粹是为了慈善募捐。

学院不会以任何形式褒奖募集善款的学生。“善举”成为常人常事,这或许是普遍的社会责任心的体现。剑桥学生参与政治十分积极,校学生会关于社会、政治、外交问题的辩论总能吸引很多听众。这些辩论没有指导小组暗中参与,反映了真正的辩才。今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剑桥压倒性多数的学生反对战争,学生会还派出一批代表到美国空军基地“检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剑桥学生卷入国际政治还有一些较极端的例子。上世纪30年代初不少剑桥学生加入共产党,有的还成了苏联间谍,潜入英国情报机构担任高官。最有名的是菲尔比,他做到英美情报机构首席联络官,后逃往苏联任克格勃情报上校。这些极能干的间谍竟然不收任何报酬,与出卖情报牟利的“鼹鼠”有本质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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