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流物理学家对话，研究自己擅长的领域
19 4 5年夏，杨振宁赴美选择芝加哥大学倒并不是因为它是父亲曾经留学过的学校，而是因为他仰慕已久的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教授去了芝加哥大学，他非常希望做费米的学生。费米在当时被公认为2 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一，杨振宁想跟他写一篇实验方面的博士论文。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恩里科·费米是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另外一位重要的理论物理教授是特勒(EdwardTeller)，后来在19 50年代发现了制造氢弹的方法。杨振宁本来想跟费米做实验物理学的研究，可是那个时候费米的实验室是保密的，留学生身份的杨振宁不能进入。所以费米推荐他先跟特勒做理论工作。19 4 6年秋天，费米同时介绍杨振宁去做艾里逊(Allison)教授的研究生，他是核试验物理学家，当时正在建造一台400千伏的Cockroft-Wa l t o n加速器。他的实验室里有五六个研究生。杨振宁师从两位物理学家，一边跟着特勒做理论研究，一边跟着艾里逊在实验室做实验。
当时，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所学到的基本理论物理已达到了当时最前沿的标准，问题是，动手能力非常蹩脚。同学们佩服他的理论知识，常常要找他帮忙解决理论习题，可是大家一致
笑他在实验室里笨手笨脚。“Where t here isBa ng，there is Ya ng! ”杨振宁在给老同学的信中用“幻想破灭”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更糟糕的是，在理论研究方面，杨振宁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他找的四个研究题目中，前三个当时芝加哥大学没有别人感兴趣，他只能自己一个人在图书馆中研读。每一项都花了几个星期的努力，都以无成果而告终。只有第四项是特勒极感兴趣的研究。杨振宁一鼓作气，在这个题目上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得出了几个漂亮的定理，写成一篇短文。特勒很喜欢这篇文稿。恰巧在19 4 8年春天，全系师生都知道杨振宁在艾里逊实验室的工作不成功。有一天，特勒来找杨振宁，对他说：“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你已写了理论论文，那么就用一篇理论论文来作毕业论文吧。我可以做你的导师。” 杨振宁很失望，因为他一开始确实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实验论文的。考虑两天之后，他决定接受建议。
由于听取了这个建议，杨振宁没有沿着实验物理学家的道路前行。有的朋友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不仅这一点他选择对了，更重要的是，他坚持一个理念“最好在领域开始时进入一个新领域”，这是他的研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的博士论文是进入对称与不变性领域的第一篇文章。这成为他一生的研究课题。
19 4 8年夏得到博士学位以后，芝加哥大学留杨振宁做教员。他那时想学习重整化理论，而当时在芝加哥，费米、特勒和文策三位教授都不研究此理论，所以一年以后他就申请去普林斯顿的IAS(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费米说去IAS很好，但那里的工作太理论化，像中古的修道院，要他只去IAS一年即回到芝加哥。
杨振宁一口答应。不过，后来因为找女朋友的压力，杨振宁没有回芝加哥，结果在IAS共呆了17年(1949—1966)。在普林斯顿大学17年间，杨振宁当初在芝加哥自己找的四个题目都开花结果了。其中一项，是在往返于普林斯顿大学对面的巴尔麦广场与研究所之间的街车上，和朋友聊天获得的灵感。这也是他总结的自己学习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保持对话，保持辩论，保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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