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西洋彼岸紧紧拥抱，又怀恋着故乡一片热土
在普林斯顿大学十七年间，杨振宁当初在芝加哥自己找的四个题目都开花结果了。其中一项，是在往返于普林斯顿大学对面的巴尔麦广场与研究所之间的街车上，和朋友聊天获得的灵感。这也是他总结的自己学习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保持对话，保持辩论，保持合作。
杨振宁生长在中国中部一个围有城墙的城市—合肥。当时，这个城市的街道是没有路面的，城门很窄，以致30年代第一部汽车开来时无法通过。大部分居民是文盲。由于闭塞，杨振宁直到6岁才第一次看见香蕉。
杨振宁追随他父亲走上了学术道路。他说：“我很幸运，上百万和我同龄的人不是饿死就是面对军阀混战。”他住在北平一个学术性社区内，沉浸在一个重视研究、重视知识的社区中。他的父亲很快就发现儿子有数学天份，可是并没有直接教他数学。杨振宁说：“父亲的哲学是‘不要着急’。”在谈天时他偶尔会向儿子提出数学难题。可是父亲也认识到教育需要均衡。在杨振宁念完中学初一时，父亲请了一位同事来教他古文。经过两个夏天的紧张学习，年轻的杨振宁能背诵孔子的门徒孟子的全部著作。
1937年日本入侵，杨振宁的父亲被迫离开北平，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杨振宁不久也进了这所大学，受教于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之中有些以后去了美国，其中包括陈省身。
在昆明时，杨振宁开始提高英文能力。他决定不用字典来念英文小说。他选的第一本小说是斯蒂文森的《金银岛》。这部小说里有和大海有关的俚语，因而很难念。他花了一个星期，念完了这本书，接着念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在熟读这两本书以后，杨振宁说：“以后就容易了。”
杨振宁还有去西方世界的另一原因：他对美国初期的科学家兼政治家富兰克林很崇敬，富兰克林的自传激励了杨振宁。去美国后他取名为富兰克，并将第一个孩子的英文名字取为富兰克林。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1971年夏，他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杨振宁已有华发，可是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
在关于他的生活和时代的一次广泛的谈话中，杨振宁谈到他的物理学生涯，谈到他因没能从事某些领域的研究而感到的遗憾。杨振宁也谈到他在中国童年和他长时间为沟通美国和自己的祖国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所作的努力。杨振宁曾多次谈到他担心中美关系的裂痕会扩大。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杨振宁自1945年到美国来当研究生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他会见了周恩来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帮助开展了两国之间的科学合作。
从国外旅行回来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常常去找他。他们第一次去找杨振宁时杨让他的秘书记录他们的谈话，以免误解。这没有阻碍杨振宁继续保持和中国的密切联系。
杨振宁最关心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他谈到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个从中国偏僻地区一个落后的城市来的年轻学生，怎么会有幸参与2 0世纪一个最主要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是试图用一个统一的方法来了解自然的无穷多样性，从混沌的星球爆炸到电子环绕原子核的颤动。
杨振宁在19 64年成为美国公民。他说：“我们在美国过得很不错。在这里我们有许多朋友。我们在两个社会中都很自在。”
杨振宁谈到他在6 0岁时的一个“伟大和意义深远的发现”：“生命是有限的”。他念了中国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2 0世纪初，另一位作家，也是杨振宁父亲的朋友朱自清，把这两行诗句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在历经一生对自然的神秘的思考以后，杨振宁认为这一改造更精确地描述了他晚年的想法。杨振宁还有去西方世界的另一原因：他对美国初期的科学家兼政治家富兰克林很崇敬，富兰克林的自传激励了杨振宁。去美国后他取名为富兰克，并将第一个孩子的英文名字取为富兰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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