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香港大学吸引了考生，不如说香港自由的市民社会、公平的竞争环境，吸引了来自内地的学生。而“为什么要去香港上大学”，给出的正是“为什么放弃内地大学”的答案。

“如果单单是读书，那就不用来香港了。到这座有‘市场自由主义最后堡垒’之称的城市，

也是为了感受这里的文化。”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乔申说。

陈子翔和他的团队伙伴。毕业于城市大学的陈子翔以他的粤语优势，每年承担百来号内地学生语言特训，志在消除内地和香港学生之间的交流障碍。

如今，他已经成为了一间港、深两科技项目孵化企业的老总。

与其说香港大学吸引了考生，不如说香港自由的市民社会、公平的竞争环境，吸引了来自内地的学生。而“为什么要去香港上大学”，给出的正是“为什么放弃内地大学”的答案。

为什么去香港上大学

8月1日开始，香港各个大学“新生营”陆续开放。1400名内地新生，开始了他们的香港求学生涯。

在香港，他们享有言论的自由和资讯的便利，知识得到尊重，自由思考、争辩的权利得到捍卫，尽管商业价值观主导并影响了这座城市，但其体制仍然保障了学生不受干扰的思维成长与价值观建立，教授独立研究的开展，更是保证了学术机器的激活与运转。

大学在一个正常的行政肌体上的发育和成长，让学生直接受益，其能量，不容小视。

什么样的环境，铸造什么样的大学，而什么样的大学，也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与其说香港大学吸引了内地生，不如说香港这个自由、成熟的市民社会吸引了这群年轻人。

香港高校的所为，是内地大学等待革新前夜必须正视的一面镜子，而“为什么要去香港读大学”，给出的正是“为什么放弃内地大学”的答案。

内地生在香港

他们摆脱了中国式的大学环境，负笈香江求学，香港给他们提供了优质的教育，四年成长，最终临到毕业时，他们发现自己难以离开这座城市，尽管商业主导了城市价值，但扑面而来的自由气息，始终让人难忘。

“如果单单是读书，那就不用来香港了。到这座有‘市场自由主义最后堡垒’之称的城市，也是为了感受这里的文化。”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乔申说。

2011年重庆市理科状元韩文博，先后拒绝了北大的保送和清华的录取通知，决然选择了香港大学。父母这样解释儿子的选择：“在香港能安心搞科研”。而他的父母，均为西南政法大学的老师。来自安徽阜阳太和县的丁颖，还在为她的学费发愁。因为听老师说“考取了可以有高额奖学金”，她第一志愿报考了香港中文大学工科专业，但658分的高考成绩却没够上香港中文大学的奖学金基础班。如今，她只能指望当地政府帮忙。

在每年高考季，香港高校都会引发舆论的一通口水战，仅在今年，就有17名高考省市状元舍弃内地高校投奔香港。其中包括北京的三名文科状元，以致还引发了北大教授王诗宬作出 “选不选择上北大是素质问题”的论调。

自2003年教育部允许港校在内地自主招生后，香港大学在内地已由最初每年招收不到200名本科生，发展到如今1400人的规模，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更把触角伸向了内地的31个省份，西藏、新疆等偏远地区也将有学生负笈前往香港求学。香港的高校，成为考生填报志愿的常规选项。

北大清华“落跑族”

背后的维多利亚港灯火通明，一个青年紧抿着嘴，这张十年前的照片，乍看像是小照相馆的布景成像。耿春亚掂着照片打量自己，那个从江苏淮安考入清华大学，又投奔香港的青年，现今已是香港永久居民。

2001年，耿春亚还是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以“交流生”的身份第一次到了维港。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考察遍了香港的八大高校”，他认为：香港科技大学在西贡风景优美，但位置太偏；香港中文大学在沙田占山为王，去深圳比到中环还要近；至于港大，“气氛像北大，我一个清华毕业生不喜欢。”

这次游学之后，耿春亚下定决心要去香港读书，2002年，他争取到了一个公费留学的机会，如愿以偿地进入香港城市大学物理系攻读硕士。他圈定九龙塘为自己的起点，“因为这里是香港的心脏”。九龙塘以依山而建的购物中心 “又一城”闻名，香港城市大学通过与一架商场内部的扶梯相连，呼吸着整个香港社会的物质气息。

正是这股气息打动了耿春亚，“城大就像一个shopping mall(购物中心)，看香港人如何处事，看香港社会的意识形态，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当年，他是唯一一个从清华来港的学生。尽管在清华同学看来，这不吝“是个疯狂的决定”。因为以耿春亚的学术成绩，外加手握四篇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的科研论文，完全有条件去麻省理工。

但在香港短暂求学过程中，香港吸引了他，“这里充满公平、公正机会的社会，而对有实力的人来说，公平性非常重要；香港有一个非常好的商业、工商服务的软硬件环境，只要你想创业，只担心自己的能力问题”，耿春亚对自己的规划就是日后从商，香港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城市。

而在香港十年，求学，创业，结婚，买楼，“我的同学中，不管在北上广，还是国外，有几个买了房的？”能够在香港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买房，是耿春亚的成功指标之一。

在耿春亚的年代，能去香港读书的学生，还是凤毛麟角，而在香港高校自2003年开始招收内地自费生后，到香港求学的学生，每年呈加速递增的趋势。这些学生也不会再面对耿春亚当时面对的讶异目光，对香港读大学，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自然不过的选择。

大三学生王璇，高考前先是被清华大学提前招生录取，签下一纸“排他性录取”的合约。高考发榜后，不满被调剂去了非自己志愿的专业，但困于预录取协议而上不了北大。一气之下，父母就支持她去了香港大学。

北京四中毕业的刘策，高考被北大录取，但未能进入自己的第一志愿光华管理学院，他宁舍北大，而自费来了香港。而同学中，大部分都是像王璇和刘策这样的情况。

这也使得香港大学的商学院，成为内地学生最趋之若鹜的专业。2009级香港大学录取的300名内地学生中，有116人就读于商学院。内地生在港大商学院因此成了大多数，占总人数的近四成。

在港大商学院的成绩排名中，上半区几乎被内地生包揽。学院里甚至流传着这样的笑话，香港本地学生在考完试后，自我感觉不错，会感叹一句，“达到了内地生的平均水平”。

港大教务处主任王女士在接受《南都周刊(微博)》采访时承认，内地学生在学业成绩方面略胜一筹，尤其是理工科。而且近年录取的内地生的英语水平有惊人的提高。

即便像讨论课这样内地生相对陌生的形式，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内地学生的组队提案能力也不落下风。“香港学生除了国际学校出来的，大部分人却说得一口‘broken English’。”王璇说。所谓‘broken English’学名langue，是英殖民时期的产物，原指华人和东南亚社会中通行的蹩脚英文。

“这里的竞争不如清华北大，更容易取得好成绩。”刘策早早打定了出国继续深造的主意，这个一心关起门来读书的学生，甚至很少跨过眼皮底下的维多利亚港，涉足校园以外的香港。

民主墙

初次跨过维港，耿春亚乘的是有近百年历史的天星小轮。目光还在中环楼顶的“汇丰”“中银”霓虹灯间流连，小轮已停靠尖沙咀的码头。就像很多内地游客一样，更让人开眼的世界在这个已经绿漆斑驳的前殖民哨站展开。

大幅悬挂的黄色标语，满眼都是敏感词汇。广播喇叭用粤语、英语、普通话轮番轰炸码头上游人的耳朵。耿春亚好像一时失去了辨识力，过去在内地十多年的教育在他身上突然无从施展。

每到“七一”，港岛的“铛铛车”停摆，从铜锣湾到上环的游行人流在眼前滚滚而过，耿春亚在马路牙子上驻足观望一下标语，就不声不响地走掉。“我尊重每个人表达的权利。”是过去的十年的香港生活在耿春亚身上磨砺出的理性。

每一所香港的高校，在内地被宣传栏占据的地方，几乎都竖了一面“民主墙”。暑假期间也热闹如常，有落款“学生会”的海报，公开为历史纪念日倡言；也有落款“学生A和B”的举报信，矛头直指系里学生干部的任用不公。从宿位争执到国际政治，不一而足。

耿春亚所在的香港城市大学的“民主墙”文化，更有一条别具特色的定规。学生可以在民主墙的“大字报”上任意批注，但必须注名所在学系的代码。以至于常可见到反复圈画的涂鸦，“某某同学是中文系毕业的吗，有最起码的科学常识吗？”

香港城市大学的副校长林声群在接受采访时说，香港校园的民主文化，也刺激了内地生加入到对学校政策的倡言和改变中。2005年录取城大的学生，被强制性要求上数学课。但部分内地同学的反对，经过联合签名倡议，甚至找到他本人，最后校方审定，通过了文科学生免修数学，工科学生选修数学。

耿春亚在毕业后被推选为在港内地毕业生联合会主席，进而入选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委员，并推动香港政府最终在2008年通过“内地生无条件延长居留一年”的政策。这也开启了一大批一年制硕士生的拥入。

家在上海的乔申就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被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录取，就读一年制硕士。他对中文大学创办之初就以高举“中文”、盛产反殖豪杰早有耳闻。乔申一开学就在录取资料袋里收到了一只小卡套。两个扭曲的小人图案上，刻几个红字“性工作者维权”。

“如果单单是读书，那就不用来香港了。到这座有‘市场自由主义最后堡垒’之称的城市，也是为了感受这里的文化。”乔申说。

入学之后，他在校园里、民主墙、餐桌上到处可见这个小画符，“性工作者维权”的主题贯穿了整个学期。在中文大学山脚下的火车站，时而可以撞到香港学生就地围成一圈，拍手顿足，口呼“反对改建学校“，要求罢免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校长刘遵义。等到乔申返身上山，又在被称为“烽火台”的中文大学校园平台上，被这动地呐喊所震。

“这在内地简直不可想象。”乔申一度找到“庄” 上(港校称社会团体为“庄”)，想要入伙，但在校园一年的逗留，粤语还没说溜，就已经被抛到了就业市场。

进军中环

耿春亚在校期间，出入寝室也是一身深色西装，同学们甚至私下里讥笑，“他睡觉也脱不下那身‘制服’。”

跻身香港的商业社会，是耿春亚从一开始就明确的目标，“可能是家教的关系，我妈常说‘知识是力量，钱是胆’。”披了一身职业装的“皮”，他自言是为了应付随时都可能出现的交际场合。

在国内的大学校园里，看到扎着领带或踩着高跟鞋咯咯地在你面前走过，那多半是毕业班的学生。在香港，即便暑假出入学生宿舍楼，也不时会撞上一身西装革履的香港学生。他们或是早早在公司开始实习，或是在外打工，为挣出下学期的学费。

“香港本地学生家境好的，早在本科、中学阶段就被父母送出国了。”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研究所的陈霜叶教授如是说。香港本地学生大多锁定了“一毕业即就业”的目标。

在中环的楼宇里占据一个小格子间，就像攀上了香港社会登龙术的门槛。中环汇集了国际投行、基金公司、咨询公司，是香港金融业的核心。从维港的对岸望去，摩天楼密集到前窗可以探进后户。

在耿春亚看来，“这就是‘中环价值’有霸气一面，讲究利益绞碎一切，99%唯上唯权，人和建制互为生存条件。”

单单是身在中环的秩序感，和少有办公室政治的烦扰，这就足够吸引了乔申这样的大批学生以“中环”为工作地点的上上选。为了在香港谋得立足之地，理工科学生也宁可转成商科。而没有专业限制的Big4(四大财务咨询公司)，成为了像乔申这样的文科生的主攻方向。

从毕业后租住在油麻地不足100尺(10个平方)的小套间里，到尖沙咀搭小轮往中环参加面试，对他好比是一次具有仪式感的进军。

相比自己租住的那间屋，窗口只容塞进窗式空调大小的一个窟窿，中环大块落地玻璃砌成的办公环境，“简直就像自然光一样亲和。”在宽大的格子间加班，也比呆在自家转个身也要刮到墙壁的套间里强。

那次中环的面试经历，他至今津津乐道。“群面”环节，十来位应聘者自由分成两组，大陆和本地毕业生各占一半。内地生像往常课堂上一样，自然地结为一组，用普通话悉悉索索地准备开了。没料想一到辩论关头，“我们完全控制了话语权，逼得他们用普通话应对，香港学生都结巴了，考官也只有一脸惊骇地默许。”

内地生带来的“就业紧迫感”，从2007年港校的第一届内地本科生毕业以来，就频繁见诸香港当地媒体报端。据《明报》的统计，八成以上的内地学生在香港的商界工作，商科学生的平均起薪点在2011年达到月薪1.3万港币，极个别的高薪更直逼8万。近三年来，内地生在港就业薪酬比本地生高出近三成，“内地生揾工(找工作)更吃香”几乎成了香港社会的共识。

香港“跳板”？

位于沙田的香港科技园办公楼，面朝大海。耿春亚如愿坐在自己的大班台后，翻过那张十年前在维港的快照。背面赫然题着，“用两年去体验一种环境，用十年去追求一种理想，用一生去实现一种价值”。

他用两年取得香港城市大学的硕士学位，又用两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七年后，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结婚、买楼，是他最近办的两桩大事。房子最初选在九龙塘，“合约也签了，1620万，一个月里涨到2000多万”。

“以我们那一批最早的公费留学生来看，20%的人最终呆在了香港。而目前，每年进入香港读本科的群体不到两千人，有八千多人是一年制硕士生。从另一个角度看，经过2005年的港校对内地招生高峰以后，获得入境处永久居留香港批准的内地生人数上涨缓慢。”

在身为雇主的耿春亚眼里，内地过来的学生有闯劲，而经过香港教育的内地生，“角色感更强，懂得在其位谋其政，也更有专业意识。”

乔申常去“在香港赚米的大陆小豆子”小组，这里聚集了800多号和情况相仿的在港内地生。这些自称“港漂”的青年，衣食无虞，但对坚守城市的忧惧，和在“北上广”飘着的青年们并无不同。

画饼充饥似地讨论“香港最理想的职业是什么”，大家七嘴八舌，金融业OT(加班)太多；香港社会尊崇的“三师”之律师和医师，取得职业资格既不易，其标准和内地还不合拍。争了半天，公推在香港做教授是最理想的职业。

收入高、工作稳定又相对自由，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陈霜叶在香港中文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获聘了留校执教。而依山傍海的香港中文大学，还吸引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获得者、长期流亡海外的诗人北岛留驻此地。

从北京大学到进入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陈霜叶都一马平川。如今栖身香港搞科研，她最感到适宜的是校方提供的清晰透明的学术环境。

“在香港的大学，国际化的是形式，学生还是亚洲式的。”香港的学生从中学教育开始，习惯于小组讨论，做project(项目)，更多是形式上徒具美观，比内地学生略显高出一筹。但是他们都不习惯于主动发问。

陈霜叶至今认为，自己的人格培养是在北大完成的，因为那里有一帮性情相投的同龄人。当年大家争读《读书》杂志的一幕在回忆中闪现，好像冥冥中注定了她走上学术道路。“看你追求什么，如果只是追求制度和环境，香港是要领先的，如果是注重的是身边相处的同学，我觉得一定是最优秀的环境中，得到的会更多。”

从大规模接纳内地生开始，香港的高校向欧美大学输出的人才也大幅度增加。在城大副校长林声群的意识中，“内地生都很有目标，他们从不觉得拿学士学位够了，本地学生的心态就不同。即便内地生把我们当跳板，我也完全不担心这个问题。”

关起门来一心读书的刘策，代表着在港内地生的一大群体。他们来港之前就明确了出国读书的方向，香港高校甚至有比较容易博取好成绩的便利。“因为这里竞争不如北大清华激烈。但是，国外学校可能听说过清华北大，你问他港大，他不一定知道是什么地方。在大陆学生涌入之前，这里很少有香港学生志在出国深造。”

早为就业市场上最早试啼的会计专业学生，王璇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在校方的督促下，递交了简历、实习申请，准备在香港的第二年就开始实习。但她这次并不争先，“工作的时间将来有得是，还有更多学习之外的是值得体验，等到觉得该看的、该体验的都差不多，就该回去了。”

去香港读书的花费

1.以港大为例，内地委培1年，学费3万人民币。(除港大有委培政策外，其他7所高校均是直接大一入学)

2.在港3年：

学费：11.9×3=35.7万港币(学期长度：每年一般8个月左右)

学校食堂伙食费：60(每天)×30=1800港币/月(如果自己动手做菜会便宜，学校舍堂每层楼都配备厨房)

书本费：每学期依据专业从几百到上千不等。

其余生活费(交通、购物、同学聚会、短途旅行)：1200-2000港币/月

住宿费：9000港币/年(如果外租的话，算上学校补助一般和住舍堂费用相似或略多出少许。)

兼职：以教普通话为例 每小时可赚100-120港币

总体而言，港大学生每年的花费在16万-18万港币左右，在港念书3年，大概需花48-54万，再加上内地委培一年，总共在50万上下，如果获得港大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基本能够抵消这一项支出。 整理_洪沁(实习生)

他们眼中的内地生

1952年生于上海，在香港长大，现居北京。著有《香港三部曲》、《我这一代香港人》等。

陈冠中：内地生冲击了香港教育

香港大学在1970年代刚成立法律学院，头两年只能招到最差的学生，因为大家对这个职业不太理解。结果香港经济在70年代突然转型，金融资本落地生根，所有公司一夜之间都要找律师、会计师。

许多港人抱有同样的认识：吸收一点内地的好学生，冲击一下香港的学生。以香港最好的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而言，可能每年要招100名学生，但香港生源不足以支撑这个专业，可能招进来的学生不是都对这个专业感兴趣。如果扩大在内地的招生，就能很好地缓解这个问题。

广东农村出生，13岁移民香港，英国取得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行政系助理教授

周保松：内地生务实、用功

香港大学里面的內地学生，对政治现实的无力感比香港学生要强。他们有批判性，但是觉得无法改变，所以逃避。选择明智的、有实用性的东西，比如大部分选择商科。自己未必有兴趣，但非常地务实。

比较內地和香港的学生，发现内地的学生非常的用功，但是内地的学生独立思考更加缺乏，所以来到了香港，他们遭遇很大的冲击。因为没有想过可以挑战权威，没有标准答案可以辩论，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来了都会感受到一些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