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的俞越（化名）快步踏上2009国际家族企业论坛的讲台，他是“未来企业家社会责任联盟”的发起人之一。这个戴着眼镜的白净男生，语速总是不疾不徐，只有偶尔的颤音泄露出他的青涩。
俞越的名字，几年前出现在一篇描述他外公的文章里，“偶尔和10岁的外孙下下棋”。他的外公，是方太厨具的创始人、宁波家业长青学校的创始人茅理翔。这位成功实现一代二代交接班的老人，现在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那些处于一代二代交接班过程中的民企能否顺利过渡的问题，更是“新一代接班还是不接班？家族企业如何交接班……” 的问题。
如今的“新一代”，范畴已经扩大至高中生，那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大多数被一代或者二代考虑进入家族企业，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已经被设计完成，在国内接受高中教育，大学进入欧美排名靠前甚至是常青藤联盟学校，毕业后再回到中国接班。
失败的教育
这条路，对很多孩子来说，并不平坦。
2005年，一位中国企业家耗巨资将儿子送往新西兰接受大学教育，三年后，父亲发现儿子整日沉湎于电脑游戏，在学校被边缘化。
不得已之下，母亲放下手头工作亲赴新西兰陪读，无奈男孩学业荒废已久，对学习失去兴趣，母亲最终只能带他回到国内，试图用进入家族企业工作激励他，但失去理想和斗志的男孩，对工作也只是敷衍。
“望子成龙心切的企业家，往往认为花了钱就能买到教育。”泽邸教育首席学术官周立伟听闻了大量类似的案例，他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一切来得太容易，没有知识准备，整个过程“放养”，这些本身缺少磨难教育的孩子大多难逃陷入富二代攀比的怪圈，同时被边缘化的命运。
当他们错过最合适的受教育时机，性格和价值观成型之后，就很难再被“雕琢”或者“重塑”，接班也就成了他们父辈一个几乎无法企及的梦想。
“为了留学而留学，误导了孩子。”泽邸教育联合创始人周俊说。
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2008年，曾经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DP部门任职的周俊，开始大胆完善他的创业梦想，他和周立伟一起，创办了一家专门为企业家子女精英教育提供帮助的小公司，每年只招收20名学员，最长服务期限4~5年，最终的目的，是将这些企业家的子女，送入美国读大学（最理想的是常青藤联盟学校）。
这个梦想，来自于早年他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哈佛商学院、西班牙IESE商学院合作CEO班工作的经历。
“课余时，CEO们都聊什么？”他问笔者，“从我以前采访的经验，CEO聊得最多的话题，第一是政府关系，第二是生意，第三是孩子。”
“孩子是第一位的。”周俊肯定地说。令周俊记忆深刻的是，这些终日忙于事业的CEO们，并不避讳他们对孩子教育的担忧。“这几乎是摆在所有企业家面前的最大问题。”
“我认识的一位CEO，在聊天的时候很直接地说，如果孩子不能去美国前30的学校接受教育，那么他的工作毫无意义，他甚至想考虑‘退出江湖’。”周立伟说。
周俊分析，其一，大多数企业家存在“跟风”和“比较”心理，这促使他们决定送子女出国留学；其二，出国留学能够培养孩子的国际化视野、独立精神、良好的沟通能力，这对家长而言吸引力颇大。
“一开始是父母的决定，后来慢慢想清楚自己的未来，下决心要出去读书。”花嫁喜铺创始人邓伟华的儿子邓成（化名）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他的好友，宁波申洲集团的第二代黄志（化名）在一旁默默地点头，同意这一说法。事实上，这是大多数富二代甚至富三代出国留学的心路历程。
谁的未来
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到哪里读书？如何打基础？在周俊和周立伟看来，这是事关未来传承的关键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分析这些年仅十五六岁的孩子们，具备了哪些条件，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他们聪明、积极正面、阳光，对自己有期许，很懂得察言观色。”周立伟说，但不足也很明显，大多数孩子缺乏坚持力、持久力，和父辈沟通很少，稍显叛逆。“其实这跟现在的90后、00后整个群体的状况相差无几。”
长期从事教育行业的周立伟，试图找到一条路径，这条路径，能够让这些孩子去除他们的问题，放大优点，为将来的交接班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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